在古代，产量庞大、品质如一的商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但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肥皂，需要对温度的精确控制。
古人早就知道冷热的差异，但始终没有衍生出温“度”的概念，生产生活中对冷热的把控，基本靠经验。
在炼铁、烧瓷、熬糖、煮酒等行当，能凭火焰、水蒸气颜色和浓度等现象把握温度的“炉头”“灶头”，都是最核心的工种。
因为这些人能凭借丰富的经验，保证生产效率，帮助雇主稳定产出，减少损失。
同舟社的制皂产业当然不能再指望这种靠经验的笨方法。
徐泽想到的是双金属温度计，原理比较简单，就是利用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合在一起作为指针，一端固定在表盘上。
当温度发生变化，金属片指针就会因膨胀系数不一样而滑动，通过指针滑动的幅度，就可显示温度的高低变化。
考虑到以后各种实验需要记录长度、重量、容积等精确数值，徐泽又花了一番功夫做度量衡的标准精细和规范。
“度”即长度，“量”为容量，“衡”即重量，“度量衡”就是分别指计量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或器具。
后世很多人误以为古代中国的度量衡非常落后，其实不然。
度量衡是衡量世间万物的标准尺度，对于规范商品交换、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国家信用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大宋统一天下的征程，也是统一度量衡的过程，禁军每平定一地，朝廷就下诏颁发权衡度量，以保证全国赋税的统一。
而且，大宋在度量衡的标准上，还有重大突破，内藏库崇使刘承珪创制了精确到钱一级的戥子，一直用到后世。
在量器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如改秦汉以后一直为圆柱形的斛为口狭底广形状，而度器则多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
国初，朝廷法度森严，多次诏令凡斛斗秤尺须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减或私置，并且在新式法物颁降之际，还要将旧器回缴，违限未毁未缴者，须处以各种惩罚。
但随着民用市场不断增长，朝廷开始为了创收，先是售卖官造的斗秤升尺，后来又诏“自今官司止卖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钉叶之费”。
自此，量法开始崩坏，地方州县官吏为了多取于民，乃私设大量和加耗。
同舟社如今只有梁山一隅之地，徐泽自然没必要，也没能力去操心全国的度量衡是否崩坏。
但在梁山内部的生产生活中，还是非常有必要实现度量衡的规范化和精细化。
不然的话，各类实验都难以得到精确数值，也别想大批量规范化生产。
重量还好，戥、秤两类衡器大到斤，小到钱，以如今的科技和生产力，已经够用了。
至于度器，此时的长度单位已经有了寸以下的概念，如：分、厘、毫、丝、忽、微，均是十进制，但其实都只是概念而已。
显而易见，以此时的工艺水准，厘以下的毫、丝、忽、微还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根本就没法投入日常使用。
量器的单位有石（读音“担”）、斗、升以下还有合（读音“各”），一升为十合。
不管是常用的最小长度单位“寸”，还是最小体积单位“合”都太粗糙，均不适合作为记录实验数据和规范化生产的计量单位。
后世，随着“我大清”对外战争的一败再败，国人的自信被摧毁，便是度量衡这类文明尺度也被迫与“世界接轨”，此时大宋虽然也打不过辽国，但好歹两国以南、北朝互称，彼此之间只是兄弟关系，辽国使用的度量衡也完全参照大宋。
若是自以为掌握了后世“真理”，便照搬后世的“厘米、克、毫升”等“国际标准度量衡单位”，是相当愚蠢的，改动过大必然会被时人抵触，另行一套也无法与市场接轨。
后世，即便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后的中国，普通百姓也顽固地坚守着斤、里、尺等传统度量衡概念，而不使用磅、英里、英尺等单位。
徐泽的打算是不改变已有度量衡单位，只设计更精准的“小尺”和“小升”。
精密制造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做不了，巧的是，梁山刚好来了一个巧匠——白面郎君郑天寿，对于徐泽交代的这一任务，郑天寿表示难度不大，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应该是徐泽的乱入和真实历史的影响，到现在为止，原剧情中早该出现的王伦、宋万等人一直没有影子，而这个“清风山三寨主”却来到了梁山。
郑天寿今年二十八岁，银匠出身，苏州人氏，会一口流利的官话，谈吐不凡，加之人才周正，皮肤白皙，号白面郎君。
十余年前，官家名命童贯在苏州和杭州兴办造作局，江南市面上的大量金、银等原材料流向造作局。
郑天寿的银匠坊因为成本高昂而关门大吉，其乘船沿大运河一路北上，原本计划走济水进入青州寻找生路，结果在水泊转乘时，听说梁山近期收人的事，便主动来投。
原剧情中，郑天寿只不过是个路人脸，这当然要归功于梁山坑爹的用人制度，不管你什么专业，基本以出身、砍人或者用计砍人作为排座次的依据，让这么一个精于细活的银匠去干砍人的粗活，能干有好“业绩”才真是见了鬼。
除了郑天寿，当日夜袭康善才家，徐泽还带回了一个书生，其人正是康善才家的西席陈淳。
陈淳字敦质，今年26岁，兖州仙源县人，仙源原名曲阜，乃是孔圣诞生和其后人定居之地。
身为孔圣乡人的陈淳却不是圣人的忠实门徒，其对儒家经典的热衷显然比不上对格物的偏爱，连续两次科场失利后，陈淳果断放弃了科举之途，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杂学”上。
本朝自神宗皇帝熙丰变法开始，就在国子监掌国子、太学、武学、律学、算术五学之政，今上登基后，又增设书、画、医学，并在州县广设学校，对于陈淳这类热衷杂学的士子来说，倒不失为一条出路。
可惜陈淳仅在州学学了三年《算经十书》，之后，因老父过世，回乡守制，待其守制结束，朝廷早以兖州算学生不足八十为据，撤回了州学教授，东京国子监也罢了算学，并学生入太史局，今上还诏令“州县属乡聚徒教授者，非经书子史毋习”。
陈淳求学无门，便是想找民间高人接着学，也找不到人可以请教了。
其人兄弟三人，他行三，也最聪慧，家人倾尽钱财供其读书，到头来却落得这么个结果，身无长技的陈淳自觉无颜再赖在家里吃白食，便不顾兄长的再三挽留，执意离家，靠四处坐馆维持生计。
上个月，陈淳被康善才以一卷《九章算术》残篇为饵诓为西席，然后又被徐泽掳上了梁山。
当年，楚昭王邀请孔子到楚国去，打算用儒家帮助治理楚国，孔子欣然前往，途中需经过陈、蔡。被两国的大夫私军围困，断粮七日，窘迫到连野菜汤也吃不上，跟随的弟子都病倒了，孔子却十分镇定，依然坚持讲授学问，以行动鼓励众弟子挺过了这场危机。
圣人尚有陈蔡之厄，陈淳对于自己才出狼窝又入虎穴的不幸遭遇，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非常配合。
但是，等到次日，陈淳却惊恐的发现寿张县的县吏竟然上了梁山，他怕的不是康家庄事发，毕竟他又没做坏事，即便梁山所有人都被抓了，他也没事。
他怕的是梁山这帮强人会鱼死网破，暴力对抗官府，到时肯定会殃及池鱼，自己即便能在双方冲突的混乱中存活，这辈子估计也会彻底贴上了“贼子”的标签。
没想到徐泽居然有恃无恐，竟与县吏狐唱枭和，京东西路近年来治安越来越差，杀人越货的事见得多了也不稀奇。
但什么时候，衙门吏员和贼人公然勾结，这般行事无忌了？
后来郑押司又上山，前脚清点完户口，徐泽后脚便拉洼西渔户上山，这一切无不表明了徐泽这个“强人”非同一般。
经历这些事后，陈淳便老老实实的随新上山居户轮训。
士可杀不可辱？
自己作为康家惨案的知情人，徐泽要杀自己都不需要再找借口，而且，自己若真的不怕死，又何至于被掳上梁山？
既来之则安之，安心留下的陈淳逐渐适应了梁山每日点名、列队、同出同进的集体生活，习惯了喝开水、吃食堂、上公厕等古怪要求，见识了粉笔、黑板和“墨笔”（张岭煤矿便有伴生石墨）等教化利器。
静下心来再看梁山众人的行事，便发现了其中非同一般的门道：工分制虽然失于僵化，但梁山封闭的环境和人数不多的小圈子里格外好使，而且把这套制度改一改，再保证其随时能兑换的信用，这就是正儿八经的钱啊。
封闭的环境，军事化的管理，再做到上下同欲，相信即便是徐泽振臂一呼，梁山这帮靠其才吃饱肚子的渔户，也绝对会不皱眉头就跟着闹事。
而强制识字和各种名目的大小负责人，其实就是一条人才培养道路。
只是梁山虽然险要，但位置太敏感了，徐泽也明显没有在此当山大王的想法，可是处心积虑的培养这么多人才，等同舟社用不完的时候，又该到哪里为其寻找出路？
若徐泽知道陈淳的想法，肯定会骂一句“读书人就是花花肠子多”，梁山走到现在，也不过是形势使然，走一步看几步的结果罢了。
至于以后的路，徐泽当然考虑过，但经历夜袭康家之事和肥皂研制后，徐泽已经谨慎了很多。
再有想法又有何用？古往今来，聪明人何其多，即便是普通人，也各有各的想法，谁会甘心任你摆布？那晚不就因为康嗣的愚蠢行为，导致了自己的计划脱节么？
回到眼前，很多计划就在不断调整和完善。
如刚刚成立的“梁山书院”，也是在夜校运行一段时间后，才发现孩童们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晚上大多嗜睡，夜间读书的效果相当差，对于这些同舟社未来的种子，徐泽是非常上心的，夜校不好，那就办专门的书院。
于是，在陈淳完成轮训后，徐泽丢给他一个“教授”身份，每日做半天工，另外半天教学生识字，陈淳本以为自己也要终日打鱼上工，没料到有这等好事，毫不犹豫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