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夏、高丽、日本等国的使者齐聚燕京城，向大同天子祝贺正旦新禧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宋国都东京城中却是格外冷清。
此时此刻，教主道君皇帝竟然格外怀念他名义上的北朝皇兄——耶律延禧。
若是没有女直人起兵和随后的徐泽造反，南北两朝均势还能维持的话，至少这个时候宋辽两国还会互派正旦使。
而西面穷得就要吃土的夏人哪怕才与大宋打完仗，也会觍着脸来说几句好话拜个年，以求上国的岁赐。
现在，这一切都没了。
大宋立国后就从未遣使朝贡过的日本就不用说了，高丽、夏国这些大宋传统的藩属国也相继转投大同与大宋划清了界限。
而交趾、大理、占城、真腊、于阗等新君即位才来意思一下的小国，更不会无缘无故派使者来贺正旦。
国力日蹙之下，年节时的庆典反而要越隆重，给臣子们的赏赐更不能少。
毕竟，如今的大宋就靠这些东西来粉饰太平，维持大国体面，并竭力维持越来越乱的人心了。
可有些臣子或头脑不清醒，或沽名钓誉，偏不让天子省心，一再上书唱反调。
说什么大宋如今内外交困，当削减无端开支，并降税轻赋，以聚拢民心，重振河山之类的废话。
教主道君皇帝已经御极二十余载，又不是才登基的门外汉，怎么可能会被这些狗屁不通的鬼话忽悠？
大宋外有强敌内有民乱，国力一日衰过一日，确实到了社稷存亡的危急时刻，必须想办法解决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才能维持国祚长久这点没错。
但所有能解决时艰的办法中，唯有降税轻赋这一招最不靠谱。
大宋之所以能在辽、夏两虏的交相侵略下坚持一百多年，靠的不是禁军有多能打。
而是帝国对内实行高压重税的政策，一方面镇压民乱，维持了国内的总体稳定；一方面又搜刮了巨额的税赋，并以庞大的国力生生拖垮辽、夏这两个强劲的对手。
如今，在大同的侵略下，大宋的国土不断缩水，民生也愈发凋敝，可禁军却还得不断扩编，朝廷若是降税轻赋了，从哪里拿钱粮来养兵？
没有庞大的禁军守御国土，大宋又靠谁来应对同军将来南下的压力？
如果说坐视大同步步蚕食大宋是慢慢等死的话，那主动降税轻赋并削减对官员的福利待遇和兵卒军饷就是立即自杀！
当今天子赵佶虽然荒于政务，却不是瞎子，更不是傻子，其人有自己的判断力。
都说大宋收的税重，可大宋的税再重，也做不到仅靠京东路的税养活河北路的兵。
但反贼徐泽不仅用京东一路的税养活了河北路的兵，还扩军数十万，北伐灭掉了辽国小朝廷。
这个数字并不是赵佶瞎猜的，大宋枢密院搜集了很多同军的情报，并专门研究过大同帝国的兵力总数，得出的结论是，同军绝对不少于三十万。
不然的话，徐泽绝不可能北伐成功，更不可能北压金国、南略大宋、西征夏人、东威高丽，立国后还四面同时扩张。
要知道，在此期间，大同只从大宋手中获得了部分资助，却又背上了比河北还要穷鄙的燕云十余州，居然还能活得这么滋润，连大宋送上门的岁币都不要。
有大同如此鲜明的对比，居然还有奸臣糊弄朕，说大宋的税重，真当朕是傻子么？
其实，赵佶很清楚大宋的问题出在哪里——人心散了。
年前，庆远军节度使、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王安中向朝廷上了一道密奏，陈述河东路的危急形势：
河东边境的烽燧形同虚设，敌国的商队、剧团甚至是斥候随意进入宋境而无人制止；
守边的禁军军卒偷偷以手中军械换取同军的宣传画报，据说持此物临阵投降可以优先接受敌人的整编；
河东路的百姓也自发联村结社，阻止官差下乡扰民；
朝廷的诏令难出隆德府，河东路宣抚使司政令也出不了各州府的治所县城……
王安中在密奏中建议朝廷要么断尾求生，果断撤出泥沼般的河东路；
要么以陕西诸路西军更戍河东路兵马，并铁腕肃清河东官场，重新在河东路建立稳固的防线。
其人献上的两条建议乍一看很像那么回事，其实都是瞎扯淡，一条都不靠谱。
大宋这个时候绝不能轻易放弃河东路，被同军赶跑都比主动放弃要好。
不然的话，淮南、陕西、京西、京畿等路就会跟着乱，首都开封府也不能再待了，必须马上迁都。
而更戍河东路与陕西诸路的兵马也是取祸之道，更别提肃清一路官场这种完全没有操作性的建议。
大宋开国时，为防止掌兵军将与地方勾结坐大成势，并逐步削夺各藩镇的兵权，太祖皇帝接受了宰相的建议，在禁军中实行更戍法。
其目的在于“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
除殿前司捧日、天武两军外，禁军其余各军“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
太祖皇帝还规定军士即使不远戍他乡，每月请粮时营在城西的军士要到城东粮仓支领，营在城东的军士也要到城西粮仓支领，并不许雇车或人帮助。
这条看起来就很蛋疼的规矩，据说是为了培养军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可此法运行的实际结果，却是“元戎（主将）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
还有，随着禁军兵额越来越大，军费开支也一再攀升，朝廷逐渐承担不起这种频繁大规模兵员调动产生的巨额开拔费，只能将军队分散各州就食。
宋神宗赵顼即位后，锐意改革王朝积弊，便下诏废除了早已名存实亡的更戍法。
以如今的形势，朝廷要是敢逼迫“招西人守西土”的西军将士更戍河东路，能不能解决河东路已经存在的严重问题不知道，陕西诸路肯定会先闹出大乱子。
很明显，当官胜于做事的王宣抚就没想解决河东路的问题，其人这就是在甩锅，就是不想在河东路继续待下去了！
但教主道君皇帝还不能因此惩治王安中，甚至还得好言安抚其人。
自朝廷四路大军大败于太原府，同军又逼降并迁走府州折氏后，明眼人都能看出大同在河东路已经站稳了脚跟。
太原府的同军若想继续南下，河东兵马绝对挡不住。
到了这个时候，朝廷要做的不是在河东路这个泥沼中继续浪费人力物力。
而是尽量维持同宋两国的和平关系，以争取更多时间，重新构筑多级防御战线。
在这种情况下，大宋最缺的不仅有紧迫的时间，还有维持社稷存续的宝贵人心。
至于如何挽回人心？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从根本上讲，就是维持臣子和军民对大宋的信心。
越缺什么就越宣扬什么，对大宋这种屡屡败于外敌的王朝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百年顽敌的夏国献表称臣更能提振人心了。
还别说，差点让他们逮着了机会。
半年前，带族人南迁的折彦质向朝廷上奏了夏军趁河东大战入侵丰州一事。
随后，大同却全取了府州折氏的“封地”，与大宋重新勘定疆界时，便明确将夏军侵占的地盘也划了过去。
以此推测，同夏两国应该打过仗，而且夏国战败了，被迫退出了河东路。
教主道君皇帝认定夏国得罪了强敌已然走投无路，乃给坐镇陕西的豫国公童贯下了一道秘旨，要求其人劝夏人派使来宋，商议宋夏两国联手遏制大同之事。
彼时，夏国正占着辽国的土地，还与金、同两国干过仗，形势极度不妙。
尽管退出河东路丰州并向大同赔礼道歉后，正乾皇帝就没有再穷究小国的责任。
但夏人此举就是在悬崖上走单绳，一个不慎便是万劫不复的境地，这个时候确实不能再招惹宋人。
收到童贯的邀请后，夏主李乾顺便以贺天宁节为由，派使者前往大宋。
天宁节乃是教主道君皇帝的诞辰十月初十，彼时才是六月份，时间显然太早。
不过，李乾顺只要一个派使大宋的体面借口而已，教主道君皇帝也不会在这事上计较。
因为其人真正的生日并不是十月初十，而是五月初五，乃是传说中的“恶日”。
东汉王充所撰《论衡》云“五月盛阳，子以生，精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
又云“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同时代的应劭所撰《风俗通义》亦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生于五月初五日的赵佶幼时就曾被送到宫外抚养，以免在宫中妨害父母。
其人登基后，便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十月十日，并定为“天宁节”，还制定了隆重繁琐的上寿礼仪，希冀借此祛邪趋吉。
宋夏相争百余年，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两国严重缺乏政治互信。
夏主李乾顺虽然接受了童贯的邀请，却根本不信宋人会与本国联手抗同。
退一步讲，就算教主道君皇帝真有此意，他也信不过一打大仗就拉垮的宋军。
因此，其人交给使者的任务是稳住宋人，阻止他们借机讹诈夏国。
若是大宋朝廷咄咄逼人，开得加码太高，夏国就投靠大同转而威胁大宋。
结果证实了李乾顺的猜想。
夏使到达东京后，赵佶安排了几个臣子一番威逼利诱，要求夏国对照之前事辽的规矩，向大宋进誓表纳款。
若夏人照办，大宋则承诺为其从中斡旋，保证同、金两国不敢欺凌夏国。
可惜，夏使早就得了国主的明确吩咐，坚决不肯接受大宋的外交讹诈，被逼急了就以本国投靠大同攻宋相威胁。
眼见硬的不行，大宋君臣又只能来软的，对夏使贿以重利，并授其誓诏，夏使却是脑子一根筋，仍坚辞不敢。
无奈，赵佶又授意馆伴使强行将誓诏塞进夏使的行囊中。
夏使也是被宋人这一番无耻至极的操作给整懵了，没有再推辞。
但辞仪之后，其人返回夏国的途中，又趁着大宋馆伴使不注意，将誓诏丢入道旁的沟渠之中。
随后，此誓诏又阴差阳错地被一过路的行商发现，辗转许久后，又并上交给了朝廷，由此闹出好大的风波，真乃百年罕见的外交丑闻，丢尽了大宋的颜面。
而夏国方面，其国主李乾顺也一言成谶，真的投靠了此世最强的大同帝国。
为了报复大宋趁火打劫对本国的羞辱，李乾顺抱到正乾皇帝的金大腿后，便再度遣使入宋，约定来年夏军将与同军一起来开封府问候圣天子。
至此，大宋踩夏国自抬身价的行动彻底失败。
教主道君皇帝这一番魔幻操作下来，不仅没能提振本国人心，还遭到夏国的反嘴威胁，国内人心更加慌乱。
搞不定外敌，就只能转而搞定内部了。
这方面，教主道君皇帝听取了老国公蔡京的不少意见。
其人并没有一味搞大型庆典活动以粉饰天下太平，尽管这一套对大部分底层无知百姓颇为好用。
但对真正掌握话语权的特权阶层来说，这种手段就太低级了，他们更在意的是朝廷能否保障他们的利益。
针对这一点，教主道君皇帝其实并不迷糊。
赵佶非常清楚赵氏江山要想长久，就绝不能一味满足特权阶层无止境的利益索求，世间也没有任何王朝能满足得了他们。
其人登基以后，全力支持蔡京设党禁，并改茶盐税、行方田均税法等改革。
最终成效暂且放一边，初衷当然是为了揽权捞钱好供自己挥霍与享乐，但其中也包含了其人限制巨室富户权益，以维持国祚长久的想法。
这才是赵佶和蔡京这对昏君奸臣“不得人心”的真正原因。
本来，经过前些年的混乱，天下有识之士已经对教主道君皇帝失望至极。
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辽地立国的徐泽却做得更过分。
此贼不仅不顾百姓死活苛税重赋竭泽而渔，还戕害世家大户逼大族分宗迁徙，更毁圣教之学以歪理邪说蛊惑人心分裂圣教。
如此一来，实际也一直尝试削夺大户利益的大宋反而更“得人心”了。
在老国公蔡京的分析下，为君多年深得政治斗争精髓的赵佶敏锐地意识到了天下人心的微妙变化。
上元节之后，教主道君皇帝召已故郑国公富弼之孙富直清、直亮、直柔入宫，询问三人家贯学问后，传诏有司将其尽皆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