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宗皇帝赵光义灭掉北汉后，不顾众臣反对，强行北伐，硬是将开国精锐兵马大半葬送于高粱河。
七年后，其人又趁着辽国新君初立内部不稳之机，再命三路大军北伐。
结果，还是惨败。
此后，宋辽两国攻守易势。
这期间，白藤江之战交趾独立，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战党项坐大，蜀地又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严重打击了赵光义的个人威望。
为了自己的帝位稳固，其人只能不断强化守内虚外和以文驭武的国策，逐步削夺军头的权力，使得向来有造反传统的军队战力尽废，再无法对赵氏江山造成严重威胁。
等到赵光义死去，大辽为报复大宋屡次兴兵进犯而大举南下时，大宋军力不振的问题便显露无疑。
辽军连战连捷，凿穿了河北路，兵锋直抵澶州（即后来的开德府）濮阳县城下。
危急之时，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寇准的力劝真宗皇帝赵恒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复振，守住了摇摇欲坠的防线。
辽军则因孤军深入，战线拉得过长补给困难，又攻击守阻，情况相当不妙。
不过，宋军虽然主场作战，而且人数比敌人更多，却是守城有余攻击不足，想赶走战力强悍的辽军同样不容易。
辽国承天太后萧绰意识到继续对抗下去于两国都不利，乃主动释放和谈的善意，最终与大宋达成澶渊之盟。
从此，两国结束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状态，并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的和平时代。
宋辽两国签订盟约后，辽军主力如约班师回朝。
但一些随主力南下的部族武装还没有捞够钱财不愿意就这样走，仍赖在河北各地劫掠，赵宋朝廷乃以大军“护送”。
如今，同宋两国签约后，正乾皇帝就立即分批退兵，却又沿途招揽官吏百姓，严重扰乱了各地社会秩序，与当年辽人南下时情景看起来有几分类似。
李纲以澶渊之盟旧事上书，实际是建议皇帝派大军驱逐行动拖拖拉拉的同军，必要时打几场反攻，如果能够趁机夺回失地那自然再好不过。
同军这次入侵来势极为凶猛，眼看就要攻破大宋国都临安城，赵桓冒险出城见了徐泽一面，才乞求对方放过自己一马。
现在，局面占优的正乾皇帝主动撤军，赵桓好不容易才松了一口气，打心底里不愿再招惹强大的同军。
两国议和之后，其人便听取了部分臣子的建议，下诏追封范仲淹为魏国公，追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并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
此诏绝非小事，而是对道君二十多年残酷打压正派士大夫的拨乱反正，代表着大宋朝政将要再次由新到旧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极为强烈的政治信号。
诏令一下，众多正派臣子就争相上表为皇帝歌功颂德。
同军尚未退去，赵桓便被臣子们捧到了挽救江山社稷和百年国运的神坛。
其实，赵官家并没有这么复杂的想法。
其人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家老子信用新党开启党禁，才致大宋江山残破到如今这一步，也让朝野内外对他骂声一片。
既然新党解决不了大宋的问题，那便让旧党再次出来执政。
亲贤臣远小人能不能治好国，暂时不知道，但至少能让他落个“好皇帝”的名声。
其实，绝大部分能力超群抱负远大的君主并不在乎臣子们对自己的评价。
君与臣，本就是对立又合作的主从关系，君主的抱负应该是名垂千古的历史功业，而非狗屁不是的士林舆论。
但对赵桓这等根基浅薄的又缺乏政治手腕的皇帝来说，士林舆论就非常重要。
没有“真正的贤臣”支持，一帮尚未出仕的太学生就能以舆论裹挟民意，对其指手画脚，甚至肆意屠杀传诏内侍，并逼迫皇帝任用他们认为必须重用的贤臣。
现在，天子刚刚下达追封旧党魁首的诏书，就立即受到大批臣子的拥护。
这种拥护不仅是口头上的叫好，还有实实在在的利益交换——部分臣子便上书请求天子惩处暴民重振朝纲。
这正是赵桓需要的舆论，其人当即顺应民心，诏诛当日士民暴动杀死内侍的为首者，并禁士民伏阙上书，废除因战争需要向百姓敞开的苑囿宫观之令。
如此，君臣各取所需上下一心时，李纲却建议追击同军。
赵桓担心由此招致急于稳定内部的群臣反对，拿不定主意，只能向作战经验最丰富的军帅种师道征询意见。
种师道刚刚进京就碰到这摊子烂事，除了在心底问候屌毬不懂还他娘尽瞎指挥的李纲祖宗十八代，还能有什么意见？
当年辽军南下，是异族入侵，是低贱的胡人践踏高贵的汉人。
大宋禁军虽然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可沦陷区河北各地军民却没有放弃，针对契丹人的反抗和袭扰一直没停止过。
辽军孤军深入，攻击受挫后路又不稳，补给都成了大难题，这也是辽人明明局面占优，却在受阻于濮阳后果断议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澶渊之盟签订后，宋军有民心依靠，北上收复失地就相对比较简单，一路上实际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斗，可以说是真的“护送”辽军离境。
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和当年差不多，实际完全不一样。
大同帝国不仅不是异族政权，还极善于收买人心，控制新占领区很有一套。
即便各地大户对注定要削夺他们利益的同军心有抵触，可在同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没有底层百姓当刀使，他们也翻不起半点浪来。
事实是大宋的各路、州一旦被大同拿下，当地的百姓很快便会忘了朝廷。
另一方面，徐泽公开造反后，同宋两军数次大战，都是大宋禁军完败，导致将士们惧同入骨，根本不愿与同军正面交手。
甚至，一些宋兵故意打败仗，就是为了投降大同不用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
以两军的实际情况而言，现在派军追击同军绝对是没事找事。
就算真能打胜仗战果也有限，可打了败仗则后果不堪设想。
李纲这大头巾却不顾百年前后完全不同的客观事实，胡乱引用澶渊之盟的例子出这等馊主意，让老种如何不气！
他统帅的陕西诸路勤王兵马虽然没能及时赶到临安城下，却也没当看客。
其部出内乡县后，与前来岳飞部交手过十余次，可以说是无日不战。
西军战力确实不如同骑，可数量毕竟十余倍于后者，只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根本不惧这点骑兵。
但问题是同军主力日夜攻城不停，朝廷十万火急，临安城随时都会被攻破，同骑可以不急，勤王大军却等不起。
种师道只能行险用计，设下了几个圈套，寄希望逮住机会重挫这股骑兵。
可惜，这名叫做岳飞的同军小将极为狡猾，每次都能窥破种师道的精心布置，并将计就计，吃掉一小部诱饵就跑。
而宋军将士则对同军有了心理阴影，稍有伤亡就撒丫子跑路，根本不敢与之硬拼。
即便以种师道的威望，也不敢逼急了这帮丘八。
其实，就算将士们敢打硬仗，种师道也不敢命部队放开了追。
因为同军的主力就在不远处，这部骑兵如此嚣张，搞不好就是徐泽抛出的诱饵。
万一大军不小心追进了同军的包围圈，导致大宋这支最重要的有生力量被葬送，那可就真的要亡国了。
如此，几次三番下来，西军勤王兵马虽然没有遭遇重创，却被神出鬼没的同军骑兵折腾得够呛，士气极度低下。
仗打得如此窝囊，将士们怨气很重，对他这个主帅也颇多怪话，种师道还能忍。
可数万大军被千余同骑所逼，离都城近在咫尺却难再进一步，直到同军撤走才赶至临安城下，虽然军事上的损失极小，政治上却严重失分。
其人殚精竭虑为朝廷保住元气，不仅没有受到英雄般的待遇，还被各方诘难。
朝中谏官针对其人手握数万勤王兵马却顿兵不前，坐视临安被围天子百官几欲被敌人掳去险恶用心口诛笔伐，弹劾都堆成了山。
老种还没法辩解，谁叫勤王大军打了这么多仗，损失还不到千人呢？
你种师道若无异心，为何不敢拼命？
幸好老种的资历足够老，在如今军帅凋零又急需用人的大环境下，天子还真不能把他怎么样，顶多留着这些奏章恶心人。
所以，皇帝现在征询其人李右丞“护送”同军的建议，种师道无话可说。
不过，李纲这个建议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汝州、唐州、颍昌府等地失陷后，本就溃兵、盗匪横行，现在同军退兵又招揽一波官民，各地更加混乱，没有大军进驻，短时间内别想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因而，种师道明知道追击同军的主意馊透了，也只能昧着良心附和李纲的建议。
而且，为了政治上不再失分，其人还得积极请战。
大宋最能打的文武重臣都支持派重兵护送同军出境，赵桓这没主见的皇帝也只能顺应人心，派兵出征了。
赵官家当下便分遣将士，以卒万于数道并进，且戒诸将度便利，可击即击之。
并诏凡依附同朝的官民只要复归本朝者，朝廷不予追究，许各还其乡国。
出兵前，军帅种师道再三要求各部务必大张旗鼓，缓进勿急，只要将同军礼送出境就算完成了任务。
其人强调这么多，就是怕有人贪功，导致仗打完了还败一场。
各部军将也不想枉送性命，出南阳府之前都严格遵守了制置使的要求。
但得知同军早在三日前就果断撤出境内且一路不停后，一些军将便有了别样心思。
须知道，这次同军入寇，汝州、颍昌府等州县官员可是尽皆降敌了的，尽管天子下诏免除了他们的罪责，但大军不到，哪有那么容易反水？
这种不用打仗就能收复失地的大功，谁不眼红？
另外，遍地的盗匪也是功劳，还有金钱。
这些人趁着天下大乱可没少捞好处，军爷们再从他们手里劫下钱财天经地义。
宋军将士不敢跟同军交战，却对这些战斗力更渣的盗匪没有半点心理阴影。
既能得功劳，又能捞钱财，还能恢复军队士气的好事，谁会拒绝？
于是，各部逐渐放开了手脚，开始抢功劳竞赛，并很快抢红了眼。
有些人追不到到处乱窜的盗匪，便将注意力放在了惊慌失措的百姓身上。
汝、颍等地的百姓万万想不到，同军打过来没多少的事，甚至还保护百姓。
反倒是入侵者退走之后，才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但百姓做完噩梦后，就轮到宋军自己了。
当宋军统制杨世可率两千人渡过颍水，准备向东收复颍昌府长社时，同骑突至。
其部当即大乱，将士们争相渡河，淹死者众……
事实上，统帅骑兵师的岳飞虽然杀了回马枪，却没有再启战端的想法。
只因杨世可等人急于求功，闹得实在不像话，为了震慑这些眼里只有钱财不顾惜百姓的家伙，其人才决定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此“战”中，同骑仅仅冲锋了一段距离，并没有与宋军直接接触，也没有射出一箭，便吓得两千宋军争相蹈河，造成了死伤数百的夸张战果。
战报送至正乾皇帝御前时，徐泽的车驾已经返回了河北，正向河东路进发。
宋军向来都有礼送侵略军出境的光荣传统，战部的战前推演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徐泽在撤兵前便给岳飞等人下达了“勿轻启战端也勿涨宋军士气”的命令。
因而，收到岳飞送来的“请罪书”后，正乾皇帝非但没有追究其人的问题，还下诏予以表彰，并派人前往临安，质问宋廷意欲何为？
临安城中，继解除党禁，释放重用旧党的信号后，赵桓这段时间接连出招，正努力将因大战而内外混乱不堪的大宋扳回正轨。
同军主力撤出南阳府的当天，其人便下诏京师解除戒严。
次日，再诏精减明堂班朔布政官。
解除戒严是展示朝廷有控制局势的信心，稳定京城人心的必然举措。
而精简礼仪官员编制，依然是拨乱反正的行动。
同军全部撤出南阳府后，赵桓继续努力做一个“好皇帝”。
其人先是下诏大赦天下，并诏谕士民，自今以后国家一切事务一律遵照祖宗旧制办理，凡是蠹国害民之事一律停止、废除。
一日后，再诏罢除宰执兼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及殿中监、符宝郎，并诏用祖制选择能得军心的武臣为同知、签书枢密院，以有威望的边将为三衙统帅，要求监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以此，期望朝中重臣能各安主业，抓好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