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八下午，徐泽正在组织扩编后的保丁队合训，熊蒙派人送来消息：“延安府来人，自称汤隆，说是有急事，要上山当面告诉社首。”
哈哈，当初邀请汤隆一起出延安，他不愿走，今日，却自己跑了过来！能有什么急事？
喜出望外的徐泽亲自下山迎接。
码头上，汤隆风尘满面，不停的踱着步子，模样甚是焦急，见着徐泽，迎上来就道：“兄弟做得好大事！”
徐泽面色古怪，问：“隆哥可是听得甚消息？”
汤隆道：“上月，我到京兆府采买，月底回到延安，才知中秋前，郓州有差役来查你，我寻思着你离去时之言，恐吃官司，便急急赶了过来寻你。”
徐泽乐了，县州苏瑾、梁子美两位官老爷，派人上奏梁山亡户归治，并清查众人案底的消息，吕行和康臻早已打探清楚，并及时传回了梁山，没想到梁子美的谨慎，竟然把汤隆给赶来了，真是意外之喜，梁相公大好人啊！
嗯，师父王进还在塞门寨驻守，估计还得一段时间才能换防，等他得到自己的消息，会不会也急着赶过来？
呵呵，徐泽被自己这个想法逗乐了。
王进本就性淡，原剧情中，史进做了那么多的“大事”，也没见他出现过。
更何况他本就得罪了高俅，自身尚且难保，自己这边是好是坏不知，但他要是过来找自己，还得让高俅一并惦记上，以师父的为人，肯定不会跑过来坑自己这个徒弟的。
还是等官府正式文书下来，再给他老人家写封信，报个平安吧。
看到徐泽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汤隆便明白自己的担心多余了。
汤隆不擅交际应酬，老父去世之后，在延安少了官面上的照应，受尽人情冷暖，而徐泽离开后，更是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
无人关怀照管，自己更加嗜酒嗜赌，短短两月，老父留下的那点微薄家产，就被他败了个精光。
去京兆府的钱，还是抵押徐泽的房产换来的。
结果该采买的没采买，本钱却又输个七七八八，此番即便不来梁山，回到延安，也待不下去了。
他一路跑到此地，其实也是存了一份跟着徐泽混的心思，当下也不扭捏，跟着徐泽上了山。
随后，逐渐了解到梁山这两个月时间的连续扩张，以及官府认可的细节，便安心留了下来。
九月初十，寿张县押司郑成登岛，传达了官府关于梁山的安置布告。
“许徐泽以下梁山众人就地置村，蠲三年税赋，募徐泽为郓州驻泊梁山乡户衙吏，责其催缴梁山赋税，编练梁山保丁，缉捕梁山水泊郓州水域内渔盗”。
郑成上山的时候，梁山正在举行蹴鞠赛，他传达的又不是圣旨，用不了什么正式浓重的仪式。
众人听了布告后，又接着比赛。
郑成被这项运动的新颖规则和激烈对抗性吸引住了，宣读完布告，还赖着不走，留下来看完了全场，直到比赛结束，方尽兴而归。
至于梁山明显多出的那么多人，其人则是视而未见。
送走郑成后，徐泽集合同舟社管理层，讨论官府的布告内容。
众人均很兴奋，感觉好日子似乎就在眼前，有几人喜极而泣，大呼“皇恩浩荡”。
徐泽听了很不愉快，打断众人的唏嘘，让褚青给众人解释一下免税政策。
褚青说梁山人数越来越多，但当初登记在册的人数却不多，所谓免税，也只是免田地夏钱秋粮两税，梁山本来就缺地，就算加上渔税和免疫钱等杂七杂八的，其实也并不多。
以现在梁山的产出，免和不免税，影响都不大。
但梁山是经商为主，大宋商税制度，主要分两种：一种是过税，值百抽二，即税率2%；一种是住税，值百抽三，即税率3%。
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等，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等等，均在征课之列。
大项交易往往需要到官府登记，还要交纳牙契钱，这个就没有定数了，各地不一，全看官吏良心和自觉。
即便朝廷明文免税，但梁山如今经营的鲜鱼、芦编、蜂窝煤炉和以后的肥皂等，只要进城发卖，过税照样一文不少，而在东京合伙打制售卖蜂窝煤，住税也一样要交，所以免除三年赋税的实际好处很有限。
再则，若是梁山没有徐泽主持经营，仅靠众人打鱼种地，即便免税三年，生地也才刚弄熟，出产有限，日子一样紧巴巴，想留些积蓄都难，何况三年以后还得上税。
若是再遭遇灾荒，就只能卖儿卖女，或是接着逃荒避税了。
原本还感念天恩浩荡的几人，听了褚青的解释，顿觉朝廷手段无穷，小民始终玩不过官府，幸好有徐泽在，以后还是踏实跟着社首干。
相对于没什么多少意义的免税，徐泽更加关心“郓州驻泊梁山乡户衙吏”这个身份。
不用问，这个莫名其妙的任命，一定是出自郓州知州梁子美的手笔。
州、县衙吏是有正规编制的，工作时间，通常必须在衙门候职，随时听从上官差遣。
在一些情况复杂的地区，为了解决基层治安和管理力量不足的问题，官府也会委任乡户衙吏，或是安排驻泊衙吏，但把二者合在一起任命，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梁山水泊紧挨两州五县，再加上四通八达的水系相连，真要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靠“驻泊乡户衙吏”这个既不正规又不入流的小吏身份，纯粹就是开玩笑。
梁相公若真有诚意收编自己，应该任命自己为“巡检”才合适。
只是，即便最低一级的县级巡检，也是三班借职，虽说位卑，但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入流武官，朝廷不可能如此轻率就给自己这个亡户授官。
而且郓州、濮州和济州三共一个州巡检司，治所在济州，梁子美这个郓州知州，也无权干涉其事务。
梁子美明知梁山既不听调也不听宣的实际情况，还下了这么一个任命，其本意应该是给徐泽下套，这个任命实际是一副束缚徐泽手脚的“枷锁”。
一旦领了这个差事，以后，但凡梁山水泊郓州境内水域有事，徐泽这个驻泊的乡户衙吏，都难逃其咎。
如此以来，徐泽便是天大本事，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个“梁山都保正”。
不过，这副“枷锁”恰好是徐泽想要的，梁相公给了捕盗之责，总不能让梁山保丁赤手空拳去抓捕穷凶极恶的渔盗吧？
徐泽确认汤隆没有离开之意后，就又成立了一个新部门——铁器坊，由汤隆负责，主要任务是打造梁山急需的各类铁制工具，却没有打造兵器。
不要以为水浒剧情中草寇横行州县，就认为真实大宋如后世美帝一样民间兵器泛滥。
实际上，大宋对民间兵器的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的，这也是徐泽上梁山后，一直没有打造兵器的原因之一。
本朝立国之初，由于五代的持续混战，兵贼盗匪遍地，民人纷纷结宅建坞，习武治兵以自保，国家又因急剧扩张，官吏严重不足，对民间治安的管理力量很弱。
所以，最初是允许甚至鼓励民户持有武器自保的。
但自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始，朝廷就屡次诏令禁兵，除了弓、箭、刀、短矛、盾牌“五兵”不禁，其他兵器装备则一概禁止，尤其是长矛、盔甲、弩等军用兵器。
而靠武力开拓之地、刚发生叛乱的地区等，为了防止叛乱再起，则是连“五兵”也要禁止。
首都东京城内，除了官员和兵将可以按照有关律令持有相应的兵器外，其他人员一概不能持有兵器。
而因战事频繁的陕西诸路和一些治安复杂的地区，官府则会有条件的放开禁兵管制，以增强当地自卫能力。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朝廷推行保甲法，要求两丁以上的民户每家一人为保丁，必须自备弓箭兵器，由于长期禁兵，民间弓箭不足，导致弓箭价格大涨，一张弓的价格达到一千五百文，十支箭的价格也达到了六七百文，一些民户甚至不得不变卖家产购买弓箭。
哲宗时，朝廷又规定保丁的兵器除了冬天训练的时候拿出使用，其他时间段一律收缴库藏。
今上大兴土木后，国力耗损，民怨渐起，各地又进一步严管，一些路、州干脆将所有武器收缴，并取消了有关的军事训练，连民间的弓箭社也一并解散，并禁止民间学武。
但实际上，这一禁令执行的并不彻底，徐泽携带长枪从延安一路到达梁山，也没见人将其拿下（当然，也有徐泽处事谨慎，从不携带利刃进城的原因）。
而在严格禁兵的东京城，徐泽就发现了孙羊正店旁，一家武器店便光明正大的营业，生意还相当不错。
梁相公的牵制之举，反而解决了自己的难题，徐泽为此沾沾自喜，却不知朝廷对和其同时呈于御前的董舜咨、董彦博二夷部的安置意见：
以保州地改设祺州，董舜咨为刺史，寻迁观察使；以霸州地设亨州，董彦博为团练使、留后，迁节度使。诏成都给居第、田12顷。二州经费岁用钱12100缗，米麦14700石，绢2850匹，绸布、绫绵、茶、盐、银等不预，后皆为砦。
嗯，朝廷对归化之民，就是如此内外有别！